网络上的制假售假问题一直存在，不论是品牌厂商还是电商平台对于这种问题都在想办法能够根治这一问题。若是放任这种现象持续下去的话，将会严重的影响品牌商与电商平台的利益。电商打假是我们一直要与之对抗解决的难题，为解决这一难题专家建议应该从入罪门槛、举证责任和量刑标准三个角度完善立法，对制假售假者加大惩治力度。

　　利用网络平台制假售假隐蔽且难认定

　　根据常年从事打假工作的陈警官介绍，众多售假分子往往是借助了网络渠道的隐蔽性，从而更职业化的进行制假售假。按目前发现的众多案例中显示出许多制假者都是在不同地方的工厂中进行生产之后再去到别的地点进行组装。但依照目前法律来看，及时警察有发现这批散货也不一定能认定其构成违法犯罪。

　　比方说有一个警方认为其涉假金额达两百多万元的涉假服装网店，但制假者在工厂里定制白版衣服，通过社交软件采购假商标，再在网上售卖。最后警方在其网店里只查到少数假衣服，只能移交给工商部门处罚。

　　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门共认定和处理制假售假案件线索四千余条，案值均高于目前刑法所规定的5万元起刑标准，之后由公安机关接收的有一千余条，但真正受到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

“平台上的交易数据不能直接用来认定假货数量，按照规定是只能看现场有多少货，而且是贴了标签的货价值多少。”郑俊芳认为，交易数据定量难，是惩治制假售假的难点之一。

　　此外，陈警官还表示，制假售假者的专业化程度近年来也有提升，有不法分子利用VPN网络代理从而篡改自身位置信息，再从其他地区的物流公司借扫码枪扫描，最终在物理上呈现出和实际位置不一样的发货地点，使执法者难以确定其生产销售的位置。

　　专家：建议降低制假售假刑事立案标准

　　除了假货数量认定难等现实困境之外，如何在法律层面打击制假售假行为，也备受学界关注。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起刑标准还有很大的完善余地。”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王新认为，要想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话依照目前法律规定必须销售金额达到5万元以上，但在实际办案中这一标准很难进行换算。他建议，可以考虑按照生产销售假货的件数来确定起刑标准。

　　王新还表示目前对制假售假者适用缓刑的比重太高，使得一些不法分子就算受到这样的判刑还是不能阻止他继续从事售假活动。为此，他建议对于制假售假人员禁止缓刑适用，同时可考虑对制假售假的累犯，终身禁止其再次从事相关行业。

　　“目前的从业禁止是3-5年，很多售假份子再犯率很高。”王新说，可以建立起制假售假者黑名单制度，一旦该人进入黑名单体系，就要将其彻底从市场中排除。

　　浙江大学教授阮方民也认为，当前电子商务的发展速度飞快现有的法律众多条例已经不适合了，应突破旧的法律框架，降低利用网络制假售假的违法犯罪立案标准，并应该对涉及假货供应链上的各种违法行为予以监管打击。

　　阮方民提议例如因为制假售假受过两次行政处罚的人员，若是再发现就可以不关乎金额直接起诉。对于参与售假的物流企业，明知售假而承运的，也可纳入刑法规制的框架之内。

　　阮方民表示，在执法主体搜集证据之外，应鼓励民间举报，允许受害单位、民间人士以及专业第三方电商打假维权机构搜集相关证据，通过核实以后，使其具有行政执法的证据效力从而解决收集证据难的问题。

　　为了更好的治理电商打假难题，最好是可以让各大电商应成立打假商业联盟共享数据，并采取统一的打假标准，以避免某个平台打假过严，使售假者在其他管理不严的网商平台又找到栖身之所。